清洁海绵

  1952年11月15日，在长津湖战役结束约两年后，一场“奇特”的运动会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碧潼郡进行。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11个国家的500多名“运动员”、“教练员”和“工作人员”参加了本次运动会，不过在这次运动会上，他们并不以国籍划分，而是代表各自所属的营地参赛。

  不要为没有一名运动员、教练员或是工作人员来自中国而感到惊讶，因为参赛人员都是在朝鲜战争中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俘虏的“联合国军”军人。

  这届运动会的官方名称为“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”，某一些程度上来讲算得上是中国和朝鲜合办的一届奥运会。这届奥运会为期12天，进行了拔河、田径、篮球、体操、拳击、摔跤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棒球和排球等27个项目的比拼。

  这次运动会对朝鲜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也让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了令人极其深刻的正面印象。直到今天，虽然欧美媒体会尽可能的避免提及朝鲜战争这场他们没打赢的战争，但没人会否认中国军队严明的军队纪律和优待俘虏的政策。

  朝鲜战争爆发后，1950年10月，“联合国军”无视中国警告，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日攻占了平壤。在警告无效后，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越过鸭绿江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。

  在进入朝鲜后，志愿军多次击败“联合国军”并俘虏了大批的敌人。不过在改造俘虏思想这件事上，志愿军遇到了不小的挑战。

  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，这一次中国军队的对手是以美、英为主的西方军队，士兵的思想十分顽固。由于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宣传，加上朝鲜战争美国通过操纵联合国得到了授权，这使他们不仅不觉得自身正在侵略别人的家园，反而觉得自身才是解放朝鲜人民的“王师”。

  同时，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，志愿军的盟友朝鲜人民军也给志愿军出了不小的难题。在朝鲜战争中，除了中国军队以外，屠杀战俘十分常见，即便是朝鲜人民军也概莫能外。比如1950年8月12日，朝鲜人民军就在马山附近对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75名美军炮兵进行了处决，史称“血腥峡谷屠杀”；5天后，朝鲜人民军又在庆尚北道的倭馆对42名已经投降的美军士兵进行机枪扫射，史称“303高地屠杀”。

  原本西方媒体就对朝鲜人民军的屠杀行为大做文章，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，西方媒体更是“理所当然”的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画上了等号，如若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稍有不慎，便有可能给西方落下口实，导致国际观瞻对中国不利，并进而导致战争的扩大。因此在原有的俘虏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况下，志愿军一定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向外界证明，志愿军优待俘虏不是一句空话。

  幸运的是，在对俘虏们的日常管理中，碧潼战俘营主任、志愿军战俘管理训练处主任王央公发现，俘虏们之所以抗拒改造，是因为中国与国外的生活小习惯完全不同，因此王央公要求尽量满足俘虏们的合理要求，俘虏们的待遇一直比较好。在感受到了志愿军的诚意之后，俘虏们的态度开始松动，他们开始搞不懂，与中国毫无过节的他们为何需要来中国的家门口打这样一场战争。

  同时，王央公还着手丰富战俘们的日常生活，战俘们不断收到志愿军送来的各种体育用品和器材，关押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几个月后，战俘们甚至组建了体育俱乐部，可以组织体育比赛，这也逐步推动了战俘运动会的举办。

  1952年秋，战俘们向志愿军俘虏管理训练处申请举办运动会，王央公批准了战俘们的申请。同时王央公还决定，让附近几个战俘营的战俘也来到碧潼战俘营参加比赛。然后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
  在讨论该届运动会的名称时，美军黑人战俘普雷斯顿·Ｅ·里奇提议将运动会命名为：“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”，原因是参加运动会的人来自多个国家，已达到了奥运会的规模了，这一提议被大家一致通过。

  黑人的提议得到通过，这让另外一名黑人士兵克拉伦斯·亚当斯大为震撼。亚当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：“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平等。在战俘营内，大家没有军衔，中国人阻止军官们对我们发号施令，在这里没发生任何种族歧视和以权压人的行为。”

  既然是奥运会，就要有火炬传递和奖牌。战俘们设计了火炬传递路线，并请求志愿军在碧潼战俘营的主席台上设置了一个主火炬塔；为优胜选手颁发金银铜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不现实，不过志愿军在国内采购了许多景泰蓝花瓶、扇子等工艺品运送到朝鲜，以此来作为奖品发给选手们。除了提供场地和奖品之外，志愿军不进行任何干预，让战俘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。

  1952年11月15日，运动会正式召开。参赛运动员们穿过一扇临时搭建的“凯旋门”进入体育场，门的上方用中文和朝鲜文写着“和平之路”。圣火经过传递后交到了王央公的手中，王央公亲手点燃了主火炬塔。

  在运动会上，战俘们除了参赛之外，还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担任教练或是工作人员。比如有的战俘当起了记者和摄影师，志愿军还专门为他们腾出一间屋子来当MPC（主媒体中心），并提供了几台照相机。战俘们对运动会十分关注，碧潼战俘营天天都会出版奥运新闻报纸，运动会的瞬间也被他们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。

  澳大利亚战俘汤姆·霍利斯参加了篮球的比赛，并在代表碧潼战俘营5号营地队击败了美国队（美国俘虏太多，因此碧潼战俘营有一个营地专门关押美国人），最终获得了一个花瓶，但是花瓶上面有裂纹，志愿军告诉他这是在运输途中在躲避美国的轰炸机时磕的。气愤的霍利斯后来还随便找了一个美国战俘和他打了一架。

  运动会不仅让许多原本就是好友的战俘再次相见，也让原本陌生的战俘成为了朋友。比如来自希腊的战俘安东尼奥·桑多里奈奥斯就结识了澳大利亚的战俘们。在来到朝鲜之前，桑多里奈奥斯从没当过兵，他是比埃雷夫斯港（前两年被中国企业收购）的一名潜水员，平时以采集海绵为生，来朝鲜打仗仅仅是为了赚钱。澳大利亚战俘们教会了他英语，并让他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向往。在战争结束之后，桑多里奈奥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。

  战俘运动会让战俘们其乐融融，志愿军看在眼里乐在心里。相比之下，朝鲜人民军那边则是一万个不理解加不乐意。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说：“称他们是运动员真的是太客气了，他们就是侵略者，仅仅是打了败仗而已。”而朝鲜人民军名将方虎山大将则说：“运动员？谁请他们来了？”

  当战俘运动会结束时，许多战俘对志愿军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战俘们由此相信志愿军是真的优待俘虏，与古往今来任何一支军队都完全不一样，是一支走在时代最前面、将人道主义落到实处的军队。

  志愿军成功举办战俘运动会的消息不久后传到“联合国军”这里，时任“联合国军”司令马克·克拉克听后都不敢相信自身的耳朵。起初美国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中国军队的文宣攻势，到后来随着慢慢的变多的俘虏被释放回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真的为俘虏们举办了一届运动会，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争史。

  1953年，汤姆·霍利斯被释放后回到澳大利亚。在战俘营关押期间，霍利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儿头，经常寻衅滋事并且试图越狱，直到回国后他还宣称他曾被关押在水牢里，不过当澳大利亚媒体询问他志愿军举办了战俘运动会是否属实时，霍利斯回答：“是真的，我参加了运动会，中国人对我很好。”

  霍利斯的回答让澳大利亚安全情报部门大为惊慌，甚至怀疑他被中国人洗脑了，霍利斯因此被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  1953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“联合国军”的和平谈判进入尾声阶段。1953年5月26日，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爱德华·伯克斯在战争中被志愿军俘虏，伯克斯的母亲给克拉克写信，请求克拉克救救她的儿子。克拉克回信里写道：“他被中国军队俘虏，他不可能会受到伤害。”1953年8月26日，伯克斯被志愿军释放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“联合国军”又是怎样对待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呢？在“联合国军”设置的战俘营中，分为直接遣返战俘（严重受伤不能在一年内康复者）和不直接遣返战俘。在直接遣返了75823名（朝鲜人民军70183人，志愿军5640人）战俘后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“尊重战俘的个人意愿，由战俘自己决定的最终去向”，拒绝将22604名不直接遣返战俘遣返。这令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始料未及，也没有办法接受，停战协定因此无法签署。

  在和谈期间，“联合国军”纵容台湾当局和李承晚当局派遣特务进入战俘营，在战俘营内进行宣传，并教唆叛徒和主义者阻拦战俘回国。一些志愿军战士在反动势力的威胁下被迫将标语纹在了身上，还有的则直接被特务用烙铁烙在了身上。最为恶劣的当属志愿军战士张子龙被害一案，张子龙坚决不去台湾，被特务和叛徒们活生生的挖出了心脏，特务用这种方式来恫吓其他战俘。

  22604名战俘中有14704人来自中国大陆，最终他们当中只有440人返回大陆，其余的被送到了台湾或是第三地。在台湾，大部分战俘没有享受到特务们此前承诺的待遇，并饱受欺凌，许多人后来又偷渡回了大陆。

  1953年6月，李承晚当局在没有与任何一方沟通的情况下，擅自以“就地释放”为由扣押了20000多名战俘，妄图破坏和谈成果。志愿军与美国在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发动了金城战役，对韩国军队进行了惩罚性作战。韩国军队在金城战役中一败涂地，丢失了和谈前控制的金城郡（今朝鲜金化），意识到无力再战的他们最终放弃了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  然而在停战后，出现了令美国意想不到的状况，在中方的战俘营里，有22名战俘拒绝回到美国和英国，而是选择去中国，还有6名士兵留在了朝鲜。美国政府一改此前的“尊重个人意愿”的说法，声称这些士兵是被所洗脑，这些士兵后来在美军定性为叛逃，并被不荣誉退伍。

  这21名战俘在抵达中国后努力学习中文并融入中国生活环境，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列兵詹姆斯·温纳瑞斯和此前提到的克拉伦斯·亚当斯。温纳瑞斯在中国被称为“老温”，他被保送至人大进行学习，并在中国先后结了两次婚。温纳瑞斯再后来被分配到山东大学担任英语教授，中美建交后他来往于中美之间，为中美民间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温纳瑞斯在晚年曾希望加入中国国籍并入党，不过最终未能如愿，他于2004年去世，死后被葬在山东济南。

  克拉伦斯·亚当斯则在战俘营当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，并在后来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课程，并在战俘营中向其他战俘宣传马克思主义。越战期间，亚当斯在广西用电台向在越南的美国黑人士兵喊话：“黑人兄弟们，你们被告知是为了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。但你们自己有自由可言吗？在美国你们只能坐在巴士的后排，白人的餐馆、商店和社区不对你们开放，你们也没有投票权。回到美国去吧，为了你自己的自由，为了黑人的平等而战吧！”

  亚当斯也在中国娶妻生子，他于1966年回到了美国。他因自己在越战期间的行为被指控扰乱军心，但最终没有被起诉。亚当斯回到家乡孟菲斯后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，并撰写了自传《美国梦：一名黑人的战俘生活和在中国的12年》。亚当斯在晚年加入了美国，并投身于黑人平权运动。他于1999年去世，他的自传直到他去世8年后才得以出版。

  在战争中被俘虏意味着九死一生，倘若被志愿军俘虏则就幸运了许多。不过和俘虏相比，那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迹却更应当为我们所铭记。

  我母亲的四个舅舅先后入朝作战，有两个舅舅最终从朝鲜战场归来，另外两个舅舅在1952年满18岁后去了朝鲜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，他们在入朝当年就在一场不知名的战斗中牺牲，长眠在了一块无名高地上。

  我听我母亲说过，有两个舅舅被分派到了不同的部队，在一次行动中，两支部队相遇，他们能够借助着月光看清彼此的面庞，不过由于当时是隐蔽行军，为了遵守部队的纪律，他们不能彼此相认，那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次兄弟相见。

  每当我看到有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从韩国运回国内时，我都会忍不住掉眼泪，因为我在猜测那其中可能就有我母亲的舅舅。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名字，他们不只是一个名字，而是我们的亲人。

  在战俘营内举办的运动会如同是卓别林的喜剧一样，无论战俘运动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快乐，让人们忘记了战争的残酷，然而战争才是它的悲剧内核。但愿这样的运动会不要有下一次。